没有人性、人伦、人品、人格的尊严，社会日常生活变成无律无守的泛民主主义，师道尊严、夫妇有别的人伦秩序荡然无存，最终自由也是不保的。
而荀子是说，你有身即有物欲，就有恶性，你就必须有所作为摈弃这恶性才能成为善人。中焉者之于五也，一不少有焉，则少反焉，其于四也混。
小人则不然，大心则慢而暴，小心则淫而倾。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众往往是不愿自己立志向学的。说凡禹之所以为禹者，以其为仁义法正也。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底线伦理的一种人性论根据。（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）在这里，他也看到了一种同：天人之际，合二为一。
公都子还继续追问人何以会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，孟子答道：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孟子所持的性善论，相当充分地发掘了人心向善的资源。如说，五月作为季夏，天子应当衣黄衣，祭奉四方之神、宗庙社稷，为民祈福行惠，令吊死问疾，存视长老。
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。在大道引领下，似乎各种因私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得到了合理的解决。能够追原内心的，一定不会损害他的本性。春秋末期以来，各国追求通过战争解决问题，刘安则指出，甲胄造得坚韧，就会有对付甲胄更锋利的兵器出现。
通过砥砺其才，自我检验与道相通的智慧，观览万物的广博，消除万物间的障弊，静观事物的始终端倪，察见无尽境界，逍遥飘荡于外，卓然远离，藏形于无，认知能力就能大幅提高。在未来理想社会中，人作为类，不只是物质经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，其群体道德觉悟层次的高水平再现应是最主要的标志。
原天命，治心术，理好憎，适情性，则治道通矣（《诠言》），借用詹何的对话说，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，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（《道应》）。所谓无治者，不易自然也。以此看，刘安的新道家并不一概反对法家思想，相反是从自己角度吸收了其合理内容。关于法的起源，涉及法的哲理：法生于义，义生于众人适宜，众人适宜则合于人心，这是统治的要领。
如何通过治身达到治天下？道家认为，作为一个生命体，人是由形、气、神三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，夫形者，生之舍也。这种律历之数作为天地之道，四时为纪，把四季的变化作为推行政令的法度、准则，实则农业社会长期实践规律的总结与提炼。下降至具体举措上，则可展开为万端，表现为综合治理方法的系统运用，这就有可能避免片面性弊端，从而达到一多高度统一。如不能在内心有所持守，用外物影响来自我修饰，不能滋润于皮肤、渗透到骨髓、作用于思想深层——外物的影响如不能在内心发生作用，便不能在心中停留。
一些所谓明事者，背离道德之本，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，而所谓礼义者，不过是五帝三王的典籍、流传一个时代的风俗遗迹，这些都是圣王用来应对形势、适合变化、根据情况而采取的相应措施而已。这实际上是抱薪救火的举措。
历史发展到汉代，天下混而为一，子孙相代，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（《览冥》），黄老道家之学迎来了一个反五帝之道的契机，在深度整合与融铸传统治道资源的基础上，为西汉王朝重构和提出更为切合其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新‘治道思想。在道论上，刘安校定此著确比老庄思想有所发挥，且自认为较儒、法更为优越。
其实，它要求我们在认知上应当克服一时一域的片面局限，远观博见，放大理性思索的眼界，从大时空的角度考虑治理难题，夫守一隅而遗万方，取一物而弃其余，则所得者鲜矣，而所治者浅矣……治大者道不可以小（《泰族》）。法典和礼仪的规定，用来限制君主，使其不能独断。曲士不可语至道，拘于俗、束于教也（《原道》）。仅靠刑罚，做事刻薄，背离道德根本，去竞争刀尖锥末的利益，草菅人命，百姓劳苦死亡过半。我们认为，这一治理内向圈伸的最终指向必然是社会大众人人自觉的身治状态。这一点，与其载述的发展阶段相吻合，大体也符合上古以来历史演变过程。
的确如此，作为一部旨在所谓天地之理究矣，人间之事接矣，帝王之道备矣的巨著，它扬弃了老庄言道而不言事，则无以与世浮沉的缺陷，追求一种考验乎老庄之术，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的导向，对治乱之体（《要略》）作出了新的说明和论证。然而，黄帝之道还比不上伏羲氏之道。
在治理天下过程中，君王如何运用法则和权柄？法，是天下量度的标准，是君主的工具。《淮南子》除了注重借鉴儒家仁义基本思想之外，主要对其道论缺陷展开了批评。
它认为，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，譬犹刻舟求剑，譬由胶柱而调瑟也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，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（《天文》）。
它们的作者本身即是新生王朝的参与者、筹建者，又皆以名家、法家、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农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思想学说作为素材，将之上升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，在历史的比较中考察和鉴别得失，在现实的运用中萃取和总结规律。就是说，在阶段性的治理过程中，尽管一时使用了技术性的措施（数），但不能忘记长远的指导思想。城墙筑成，就会有撞到城墙的战车产生——正像舀汤来制止沸腾一样，祸乱却更加厉害了。这里的法即是控制臣下的术。
遗憾的是，东汉以后，道家思想基本上走上宗教的歧化方向。最高的统治者必须通过庞大的官员体系进行治国，处理好君臣关系即成为治理活动的重要内容。
在手段和方法选择上，主张顺遂自然之性以及民众性命之情。伪善兴起，假正大兴，名不副实，头脑中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混淆，再来进行治理就困难多了。
那么，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，又如何为治理提供根据呢？万物顺其自然发展，然后人世之事才能得到治理，民有好色之性，故有大婚之礼。身者，国之本也（《泰族》）——这是一个内外互推的逻辑论证过程，认为身心能治理，始可与之言道。
制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辨，长幼之序，朋友之际，此之谓五。一、理想状态：道根德本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：就内容的庞大有序、构架复杂严谨而言，在《淮南子》之前还没有哪一部著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。一切生物中，莫贵于人，孔窍肢体，皆通于天。实行严刑酷法，不是霸王的事业。
故变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固然，百家不同学说各有产生的缘由，像墨子、杨朱、申不害、商鞅的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，却像车盖上少了一根橑、车轮上少了一条幅那样：有了它可以凑数，没有它也不影响使用。
法治规则，并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，而是人类自身社会要求的外化，自觉的遵守并不只是对民众或官员的要求，更重要的是人主首先应先自为检式仪表。能知一，则无一之不知也。
只有贵贱不失其体，则天下治矣（《本经》）。此乃道家真正称颂的无为：把握住道的根本，不要有意为天下之事，而应顺随其自然之性去推求。